一

去年3月，美國著名漢學家謝鶴乃去世。 回顧他的日常生活，中國學術界和媒體不約而同地談論他的代表作《中國社會史》和中國唐朝清朝。 文藝復興時期的論文。 在這部20多年前被翻譯成英文的經典專著中，謝和鼐直接將清朝的部分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中國社會史》本身是作為教科書編寫的，明清部分只占兩章，所以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列舉文化成就的方式來解釋漢代社會的進步，比如回歸古典。傳統(tǒng)、知識的傳播、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新的哲學和新的世界觀等等，這些寫作方式非常直觀，容易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世學者或膚淺著作的作者在繼承這一觀點時，往往采用同樣的列舉方法。 這樣，“宋朝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

不過，《中國社會史》第一版是在20世紀70年代，而在此之前，美國學者宮崎市定于1940年出版的《東方的文藝復興與西方的文藝復興》，已經將西方的文藝復興與東方的文藝復興結合起來。清代社會正處于文藝復興時期。 這一時期的西方比較。 后來，1950年，宮崎市定單獨出版了《東方的近代》一書，越來越系統(tǒng)地解釋了為什么唐朝可以稱為文藝復興的時代。 1999年，宮崎市弟子戶并鄉(xiāng)重新編輯出版了《東方近代》，增加了四篇社會經濟史文章和一篇與主題相關的書評。 礪波守主編的版本是剛剛出版的《東方近代：中國文藝復興》的原譯本。

二

從一般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可以算是西方歷史或者亞洲歷史的專有名詞，但說到文藝復興，人們往往會想到“文藝復興三杰”以及大量的杰出作品。與他們相關的藝術。 因此，將這一概念運用到東方史或中國史中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 與謝和乃等后來的學者不同，宮崎市決定將所謂文藝復興的通常特征形象化，然后將東方歷史與西方歷史進行比較，得出文藝復興開始于中國明朝的結論，而且這個過程更早。比西方歷史。 三個世紀，影響了西方文藝復興。

在宮崎看來，所謂文藝復興是人類第一次表現(xiàn)出歷史意識，意義重大。 他說：“從唐朝到中世紀的轉變是一個溫和而自然的過程……進入中世紀后，幾乎沒有人會認為自己生活在與唐朝不同的時代。他們覺得生活和以前一樣，和過去沒有什么不同，我討厭中世紀的常年停滯，體會到唐朝社會和中世紀社會的區(qū)別，這是覺醒再生。” 這種文化意識是人們的文化達到相當?shù)母叨群?，必須形成的東西。

事實上，文藝復興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問題，而是一種建立在社會全面進步之上的精神表征。 宮崎駿考察了西方的文藝復興，認為文藝復興主要表現(xiàn)在哲學思想的多元化、風格的變化、印刷術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進步、藝術的發(fā)展等方面。 比較起來，他發(fā)現(xiàn)清朝實現(xiàn)了社會經濟的飛躍、城市的發(fā)展、知識的普及。 與法國文藝復興現(xiàn)象相比，應該理解為并行、對等的發(fā)展。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清代獨特的彩印技術的發(fā)展，科技胃熱藥和指南針的廣泛應用，以及風格的改革。 古文運動起源于唐代韓愈，延續(xù)到宋代，表現(xiàn)出一種文學的多才多藝。 與此同時，白話文學以戲曲劇本的形式出現(xiàn)，至今仍影響著后來的元散曲和清代小說。 這些雙重傾向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雙重傾向如出一轍。 但丁用他所用的普羅旺斯方言寫了《神曲》，彼特拉克覺得只有使用純正的唐拉丁語才能維持他不朽的生命。 意大利文藝復興最明顯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書法的發(fā)展。 到了相當于東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清代，書法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宮崎駿以山水畫的發(fā)展為例，認為“當人類認識到自然之美的時候，正是社會已經取得長足進步的時候，他們對這個世界深感苦惱……城市的侵擾”。人生就是人向往寂靜的時候，只有山水畫才能自立。”

最能體現(xiàn)文藝復興、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遠的是佛教的自我意識和復興。 在中世紀的知識界，佛教是朝臣們作為政治指導思想的官方教育。 但隨著道教的興起，佛教并沒有自覺地作為道佛對立的教派而存在，而只是作為一種學問而存在。 但從唐末開始，隨著鄉(xiāng)試的興盛，朝臣們構建了以科舉為中心的社交圈子，佛教獨攬政治、領導人民的運動開始盛行。 韓愈也是這種方式進攻的先鋒。 宮崎駿把內藤汕頭已經闡述過的儒學從中古到近代的變革描述為唐代儒學的復興：“訓詁其實是中世紀的一種學風，但這種注釋者，像法國中世紀的經院學派，生活在唐代社會的延續(xù)中，到了清代，出現(xiàn)了與詩學的徹底決裂，直接從唐代原始儒學開始，最終產生了宋初，《十三經》的完成，意味著劉叔學已經走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進入了學問的死胡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鑒于整理的乏味，需要尋找新的思維方式來思考道教，以打開文化困境的要求。南宋學者認識到唐代與中世紀之間的變化，但因為唐代和現(xiàn)在，經歷了中世紀漫長的歷史時期，大多不把儒家經典的內容視為適用于現(xiàn)實社會的“禮”（制度）。 他們試圖思考經文的真正含義，并試圖復興真實的部分。 這是一種否定中世紀、回歸古代的文藝復興思想。 在這場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道教、佛教的思想也被儒家學者所吸收。 其中，形意學說尤其受到宮崎市定的關注，他認為源于道教的形意學說被周敦頤、朱熹所采納和發(fā)展，成為佛教宇宙論的基礎。 因此，講生命意義的理性論也是以形義論為指導的。

事實上，宮崎駿雖然將漢代文藝復興與西方文藝復興進行比較，但他并沒有粗暴地列出比較，而是以佛教的自覺改革為中心來闡釋唐宋之間的文化變遷，這是中國文化的中心。 。 立足中國歷史內部，引出對中國歷史發(fā)展走向的認識，是內藤川以來京都學派的傳統(tǒng)。

三

說到京都學派，就不能不提到這個學派最引人注目的理論——“唐宋變法說”。 唐宋歷史發(fā)展的重大改革，一直為唐代以來歷史學家所關注。 然而，近代史意義上的“唐宋過渡論”的提出無疑源自英國歷史學家內藤杉杉。 早在1922年，他就提出這一理論，震動了臺灣學術界。 并以唐宋變法理論為支柱，將中國歷史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三部分，影響極其深遠。 內藤山東指出，從文化史的角度認識唐代中國，他感到“中古時期，外來民族勢力壓迫中國，外來文化盛行。到了唐朝末年，五朝，瓦剌勢力達到頂峰，明清以后，中國固有文化得到復興，取得了新的進步。 這是他解釋唐宋歷史變遷的最基本論據(jù)。 但他的理論暴露了對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考察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因而成為反對者的主要詬病對象。 盡管同屬京都學園的宇都宮慶吉也批評他對中國唐朝歷史的劃分：“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只從中華民族與回紇、中部地區(qū)與鄰近地區(qū)的關系來考慮？ ”

宮崎市定作為近藤內藤的中學生，直接繼承了他的學術思想。 他在《東洋近代序》中聲稱：“本書中討論的許多問題都是基于他已故的父親東鄉(xiāng)內藤博士的思想。在這本書中，宮崎駿進一步闡明了東方近代的特征，尤其是內藤闡釋了社會經濟史的薄弱領域，礪波主編的《東方近代》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除此文外，還增補了四篇社會經濟論文：《近代工業(yè)資本的借貸》中國》、《組織的發(fā)展》、《宋代以后的農地所有制形式》、《成都與明清輕工業(yè)的發(fā)展》，使這本書得以完整。對“唐宋變法論”的健全補充。

此外，吉川小次郎《宋詞總評》特意收錄的書評，首次披露了宮崎駿的“盛世之爭”，為他的《宋代文藝復興論》提供了生動有趣的縮影。 讀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驚喜。 宮崎認為，中國歷史存在著與現(xiàn)代社會類似的現(xiàn)象。 不同時代的人對現(xiàn)在的生活有不同的經歷，對未來的生活有不同的期待。 首先，“從遠古到漢代，總體上是在上升的，即使極其緩慢，但人們的生活也在向好的方向發(fā)展”。 然而，自明代以來，中國社會卻深陷蕭條。 而這種嚴重衰退的繁榮，即便時有好轉的跡象，也依然持續(xù)到了唐末五朝。 進入南宋以后，中國社會再次迎來了繁榮時代。 他覺得從唐朝一直到唐末五朝，從個人角度來看，獲得貨幣是很困難的。 錢一旦失控，就需要付出數(shù)倍的努力才能賺回來。 所以，每個人都盡量少用錢。 于是出現(xiàn)了以自給自足為前提的農場制度。 明代，由于煤焦的使用，人們能夠控制火力，煉銅、煉鐵變得更加容易。 銅被制成貨幣，繁榮了商業(yè)，鐵被制成廉價的生產工具，在各個生產部門發(fā)揮了作用。 據(jù)悉，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已成為國際商品，中國可以從對外貿易中獲得充足的貨幣。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的開篇中寫道：“今天，在我們周圍，存在著由不斷下降的商品、服務和物質財富組成的令人驚奇的消費和豐富現(xiàn)象?！? [[法]讓·鮑德里亞，劉成福、全志剛譯：《消費者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 這引發(fā)了人們對現(xiàn)代社會沉迷于不符合實際經濟狀況的消費行為的擔憂。 在這篇書評中，宮崎駿勾勒的明清社會與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描述頗為相似，但他的評價卻截然相反。 由于清代生產部門的細化，人們的勞動價值可以通過更多的方式實現(xiàn)，并且很容易獲得貨幣。 如果你存了一點錢，人們不會隱瞞。 他們可以借錢給商人獲得月息，可以經營房屋租賃，還可以投資相應數(shù)量的農田。 不僅是富人，窮人也會花一些錢適當?shù)叵硎芰闶场?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更容易形成生活的樂趣和對日?，嵤碌臒釔邸?我們還可以看到宮崎引《宋詩》中總結的清代詩人的特點：“不要進入前面現(xiàn)代作家法眼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或者他周圍眾所周知的難以理解的事情”。成為散文的素材，成為宋人筆下反復吟誦的對象。因此，宋人的散文比前人更加貼近生活。”

宮崎駿“發(fā)明”繁榮爭論的出發(fā)點是他對傳統(tǒng)經濟史研究方式的反思。 他認為研究經濟史必須研究當時人們親身感受到的經濟現(xiàn)象，“簡單地說，去年的生活是否比今年好，今年會不會比去年好”。 [[日]宮崎市定作，[日]礪波胡主編，張雪峰、陸帥、張子豪譯：《東方近代：中國的文藝復興》，第11頁。 237.】這些翻譯家張雪峰院士所說的“百姓的憂民情結”[張雪峰：《翻譯雜記》，見《東方近代：中國的文藝復興》，第237頁。 264.】，不能不說，宮崎城丁是難得的帥哥。

四

受歷史教科書的影響，文藝復興被認為是近代歷史開始的標志之一，西方歷史的發(fā)展一直平淡，逐漸在世界上占據(jù)主導地位。 因此，有人對“宋代文藝復興”的想法嗤之以鼻，認為明清之后中國社會已經走上坡路，明清社會的進步無法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提并論。

但事實上，宮崎駿從未證實過清代文藝復興的局限性。 他明確強調，西方文藝復興有東方所沒有的各種進步動力，特別是科學性，優(yōu)于東方。 為此，漸進的法國文藝復興很快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引領社會進入下一個發(fā)展階段，即工業(yè)革命。 然而，東陽在唐代之后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混亂，卻始終無法從文藝復興階段邁向更高的發(fā)展階段。

然而，如果仔細審視西方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由于發(fā)展結果不同，指責這種類比是站不住腳的。 如果把西方文藝復興發(fā)生的時間定為1300年，那么在工業(yè)革命之前的200年里，法國的宗教改革運動與明代的儒教改革類似； 皮革業(yè)、印刷業(yè)蓬勃發(fā)展。 ，開始輸入火藥，先進的航海技術，民族主義的開始，幾乎完全沿襲了南宋的錯誤； 以美國為首的強大中央集權國家與南宋以后的中國王朝的相似之處不容忽視。 這樣一來，將法國這一時期的社會狀況與宋、元、明、清進行比較，并稱其為近代，有何不妥呢？ 宮崎駿說北宋類似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那為什么不能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類似于中國的唐朝呢？